抗战女兵史素伟：帮“英勇女壮士”逃出魔窟(2)

　　初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疗兵的工作不算繁重，以换绷带、上药为主。但1940年11月，百团大战进行到第三个月后，战场的血腥气蔓延到了后方——重伤员不断增多，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一口气没缓过来，人就这样走了。

　　1940年6月，我们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原本计划受训六个月，但学了两个多月后，敌人又开始大扫荡，我们不得不被提前调派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开始进行战场医疗救护。

　　当时卫生部有一、二、三所，我在一所。最初，病室里伤员的伤情还不算严重，我主要给他们换绷带、上药。但到了1940年11月，百团大战进行到第三个月后，重伤员多了起来。我管理的病室有7个病人，都是重伤——有缺胳膊少腿的，还有个战士被大炮震聋了，也不知道吃喝，全靠人照顾。

　　面对这些重伤员，我不光要给他们换药，还得给他们喂饭、擦身，扶他们解大小便。那时的环境十分艰苦，很少能吃上饱饭，有时只能抓些黑豆煮熟后嚼着吃。女娃爱美，但一年四季都穿军服，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受训时教官就告诉过我们，一名真正的医疗兵必须不怕苦不怕累，我便一直这样鼓励自己。

　　遇上日本人扫荡，我们和伤员有时需要借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虽然老百姓都主动将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但战士们都不愿过多麻烦别人，大多是在柴房里铺上两层砖当枕头，垫上稻草直接当床。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还经常被伤兵夸奖，说我耐心又细致。我干活也更有劲了，一心把他们当亲人照顾，即便是从来没得休息，我也不叫累。

　　到了1941年2月，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我们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不过，由于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一所是设立在隐蔽的大山里，为了备足粮食应对突发状况，哪怕是医疗女兵，也要下山干活，打柴、挖野菜、筹粮，样样不落。

　　那时，我们最讨厌得一种叫“打摆子”的病(即“疟疾”——编者注)，先是冷得浑身直打颤，盖三层被子都不顶用，等过了这个劲就开始发烧。怎么退烧呢?我们把被子一掀，躺在石头上，让石头吸收身体的热气。只要一退烧，就又要接着去打柴。我当时刚满18岁，一次就能扛九十多斤柴。

　　这一年，因为表现突出，我被医疗班班长段秀珍介绍入党。到了年底的总结大会上，我还被评为工作模范。

　　谁说女子不如男，日军拷打审问不屈服

　　冀中军区，原本只是晋察冀军区所辖的一个二级军区。但在司令员吕正操的管理下，自1938年4月成立后，逐渐发展成拥有5个军分区，最鼎盛时拥有44个县(其中22个县完全控制)800万人，部队6.3万的抗日主力。因其富庶，八路军称之为“中国的乌克兰”，日军则称其为“八路的兵站”。

　　为摧毁这个“八路的兵站”，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数百辆坦克、汽车，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又称“五一大扫荡”。

　　1942年春，敌人又来扫荡，而且范围和强度比以往都大了不少。于是，我们赶紧把伤员从山腰运送到山顶的山洞里。

　　那时，我和另外一个女娃跟着所里的王副院长一起运送伤员，一百多斤重的伤员，我们一共运了二十多个。但在慌乱中，我们忘了提前给伤员换药，等到发现后再临时处理，结果地上又留下了不少换下的旧绷带。因为怕被鬼子发现痕迹而暴露行踪，安顿好伤员后，我们三个人又急急忙忙去清理。整理完后，我们直接在树丛里隐蔽好，但王副院长还是不放心，又返回去检查，结果被日本骑兵发现了。为了不暴露山顶的伤员，王副院长拼命往山下跑，直到被日本人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