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数日之间，辽宁、吉林沦陷，随后黑龙江沦陷，热河被围，日军铁蹄横行于白山黑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东北的优秀儿女纷纷拿起武器，不顾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禁令，同仇敌忾，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万人，活跃在辽宁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嫩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1月，在无外援、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新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坚持斗争;一部分为黑龙江抗日救国军郑润成旅、吉林自卫军、吉林救国军等，他们先后撤至中苏边境，然后由苏联绕道到了新疆。

　　我们这支由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的一部分，在饶河、密山、虎林一线被日军切断退路后，先撤到兴凯湖畔的龙王庙，而后进入苏联境内。李杜将军去莫斯科办理交涉后，部队由吉林自卫军中路总指挥杨耀钧率领，进入新疆。

　　绕道西伯利亚回国

　　苏联红军在我们进入苏联国境之后，立即缴了我们的械。虽然这是国际公法所规定的，但在我们心头总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对进入苏联国境有点后悔，但事到如今，也身不由己了。当天苏联红军用雪撬把我们送到二道河子火车站。我们被安置在一个活动室里，红军把它叫作“红角”。在这里，我们得知李杜将军曾留下话来，要入境部队集中在一地，听候交涉回国。这样，我们便在这个小站等候陆续到来的部队，以为凑够一列运兵专车，便会把我们运走。当时，苏军派了一个上尉军官带领几个助手来管理我们，其中有两名华侨和两名朝鲜人。从他们的言谈中，才知道我们将被送到西部集中。不久，我们便搭上西去的列车，先向北走，到伯力再折向西行，沿途还有一些部队上车。

　　为了补充给养，我们在伯力停留了几天，但一直不许下车。从伯力西行，途经赤塔和贝尔加湖，各停了一天。我们这趟运兵闷罐专列，一路走走停停，走了11天，才到达西伯利亚西部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住进了一个苏联红军的兵营。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我们一个人一张铁床、一条毛毯。每日三餐，早饭一块黑面包、一杯糖水;中午两块黑面包、一碗苏波汤和一小碟尕什;晚餐两块黑面包、一碗苏波汤。我们主食日定量为每人400克，而苏联红军的定量是800克，高出我们一倍。由于我们只能吃个半饱，饥饿难忍，便找到苏军的负责官员询问，他回答说你们不劳动，只能按不劳动的口粮标准算。我们也只能忍着，处在这种困境中，大家归国心切，希望苏联方面尽早把我们送回国。

　　填饱肚子已经成为当时首要的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苏军士兵看中了我的一块怀表，他爱不释手，要我把表卖给他，最后以100多卢布(纸币)成交。我就用这些钱去买一些面包充饥。伙伴们看到我卖表换钱，也都纷纷效法，有的卖手表，有的卖戒指，反正有什么卖什么。那时，苏联市场的物资相当匮乏，轻工产品很少，我们身上这些仅存的东西竟招来了不少买主。

　　在停留期间，我们也悄悄地逛逛贸易市场，看到一些小商贩那里有熟食出售，我便托一位华侨帮我买了一串白面包干。苏联在革命胜利后供应的全是黑面包，白面包干算是高档食品了。

　　1933年3月，我们接到允许回国的通知，知道这是马占山、李杜将军在莫斯科交涉的结果。同时得知马、李两位将军已从莫斯科去欧洲搭船回国的消息。至于我们从哪里进入我国国境，则无从知晓，因苏军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