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取经后经历了什么 唐玄奘回国后过得如何

唐玄奘

        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唐玄奘的故事。这位凭借信仰的力量，九死一生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佛学大师，返回大唐后，就要面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政治的现实。
　　玄奘的风光背后，有着怎样的无奈呢？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46岁的玄奘出现在大唐帝国京城长安，眼前的场景一定让他十分恍惚：沿路挤满了追星的人群，每个人都想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容貌。
　　在政府官员的迎接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玄奘进入下榻的弘福寺。
　　随后，朝廷还在长安朱雀大街南端，把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520夹、共657部佛经和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躯金、银或刻檀佛像陈列出来，让官吏士人瞻仰。
　　右武侯大将军、长安县令等官员亲自主持大会。因为盛况空前，必须动用京师治安衙司维持秩序，不许参观者随便烧香散花。
　　大唐用盛典欢迎偶像的回归。此前为取真经无畏无惧的玄奘，此刻却颇为惶惑和疑惧。
　　早在一年前，他到达于阗进入大唐帝国边境后，就派人跟随商队到长安向朝廷呈上表章。用意只有一个，向朝廷解释自己当年违禁偷渡出国的原因。
　　尽管十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担心朝廷会治罪于他。
　　贞观三年（629年），他利用朝廷允许饥民四处就食的机会，跟随寻找粮食的队伍，溜出了长安城，一路向西，费时四年，行程几万里，才到达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那时候，唐朝开国不久，西突厥雄踞中亚，新疆以及阿富汗一带的小国家均仰其鼻息。唐朝政府为了国防需要，禁止人民私自出国。玄奘多次向朝廷请求出国，都未获同意，只能采取偷渡的形式。结果，一路艰险，都被他逢凶化吉。
　　现在，他要回国了，仍然担心朝廷追究旧账。
　　上表八个月后，他终于接到允许回国的敕令。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时，为了证实朝廷敕令的确切，他再次呈上表章报告自己的行踪，听候朝廷发落。
　　唐太宗李世民这时正在洛阳，准备出师远征高丽，接表后敕令玄奘速来相见。玄奘得到消息日夜赶路，希望在皇帝征高丽前见到他。
　　皇帝的召唤和长安官员的隆重接待，都未能使玄奘放下心来。去国这么多年，他对国内的政治尺度有些吃不准。
　　因此，安置完毕携带的经像佛典，玄奘匆匆忙忙赶赴洛阳。二月一日，他在洛阳皇宫仪鸾殿拜谒了唐太宗。此时距他抵达长安仅过去一周。
　　此后20天中，玄奘被连续召入内殿密谈，从早到晚直至擂鼓关闭宫门。他们具体谈什么，史书并无记载。
　　唐太宗为什么如此礼遇玄奘，一个曾经的违法出境者？历来说法不一。
　　最爱君认为，唐太宗此时迷上佛教的可能性不大。李唐统治者尊老子为先，用“黄老之学”治国。唐太宗在位二十余年，道佛并举，但仍以道为主。
　　史载，唐太宗曾要求“战地建寺”，为殉国战士作法事，但此举只能说明他是为了告慰安抚人心，而不能说明他本人对佛教有多少信仰。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佛典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太宗急于召见远道归来的玄奘，与他欲建立东方世界霸业，开疆拓土有关。过去几年，他相继平定高昌，占领焉耆，准备征服龟兹。此刻，又要出征高丽。所以，他对佛学并不关心，而是让玄奘尽快整理西域各国的真实情况，好为他的“天可汗”大业服务。
　　很明显，太宗是个惜才的皇帝。他觉得玄奘谈吐不凡，对西域各国地理、历史和国情了如指掌，便竭力劝说玄奘还俗，在朝中做官辅政。
　　很不巧，他碰到的玄奘，也是个伟大人物。如果之前十几年的付出，只是为了积攒声誉，好在朝中做官，那就太把玄奘的理想庸俗化了。
　　无论当年的九死一生，还是如今表面风光的君王礼遇，玄奘都未曾改变初衷。他的一生，只为信仰而活。
　　所以玄奘一再婉言拒绝了唐太宗的“好意”。
　　太宗又要求他跟随御驾东征高丽。玄奘以佛门弟子不得观看兵戎厮杀为由，拒绝了。
　　不过，玄奘向太宗提了个请求，希望皇帝可以让他到少林寺翻译佛经。这个请求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皇帝不许他躲避入山。
　　在这名雄才大略的天子眼里，玄奘说到底是有“前科”的人，现在虽说载誉归来，可以既往不咎，但我对你的了解和把控十分有限，而且你初到长安就万人空巷，号召力这么强，终归让人不放心。一切超越皇权掌控的举动，都不会被允许。
玄奘与皇帝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一个得道高僧，拼命想要挣脱政治影响，安安静静地翻译经书，传播教义，而政治注定要与他纠缠下去。
玄奘的译经事业，单靠他一个人是无法进行的。他终归要与政治发生关系。
　　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唐太宗虽然不许他入少林寺，却恩典他入居长安城中条件最好的寺院——弘福寺译经，并给予官方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
　　短短两个月内，玄奘就组织起规模空前的第一流“译场”，汇聚了当时帝国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
　　玄奘知道，没有皇帝的特许和政府的财力支持，这一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因此作出了一些有底线的妥协。
　　他请求皇帝派出五名护卫守门，说出来的理由是长安万人空巷，争相观看，他担心译经受到干扰；没说出来的理由则是，他知道太宗对他有疑虑，派人守门可以让太宗放心。
　　他在翻译佛经工作开始之时，第一时间应太宗的要求，日以继夜写出了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作为大唐统御西域的指南。
　　他虽然反对以佛教理论比附道教，但还是在太宗的紧迫命令下，组织参与将道家经典——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并由王玄策在第二次出使中印度时带走。
　　这一切，使得玄奘的译经事业有了顺利进行的保障。为了换取皇权的支持和恩惠，他不得不违心完成朝廷交给他的一些任务。
　　到唐太宗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他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玄奘曾将他正在翻译的《瑜伽师地论》送给皇帝详览，太宗看完后连称“佛教广大”，并承认自己以前对佛教的批判都是妄言。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与玄奘交好的重臣，趁机替玄奘说好话，太宗于是赐给玄奘一领价值百金的袈裟，以示对玄奘的重视。
　　为了佛教在唐朝站稳脚跟，玄奘早先就曾向太宗乞经序，但遭到拒绝。这一次，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李治也受感染，写了《述圣记》。这两篇文章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佛教在唐朝传播的护身符。
　　贞观廿三年（649年），唐太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玄奘扔下手头翻译的经卷，陪从太宗到终南山上的翠微宫休养。他在御榻前讲经，给了病重的皇帝很大的宽慰。一直到太宗病逝，玄奘才随着送葬灵枢返回长安。
　　新皇帝上位后，玄奘的命运随着政治沉浮，遭遇更加凶险。
　　由于唐太宗晚年转而笃信佛教，时为皇太子的李治为了讨得父亲的好感，也与玄奘频繁互动。但像父亲早年一样，李治也是道教的拥趸，追求炼丹长生。
　　继位后，唐高宗李治逐渐卸下伪装，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所转变。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尚药奉御吕才公开质疑玄奘的佛学不权威，原因是他发现玄奘三个弟子对佛经的疏解互有矛盾，莫衷一是。吕才列举了玄奘弟子的释经中互相抵牾的40多条内容，写成一本书，在朝野间广为传播，以此打击玄奘。
　　这件事对玄奘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的弟子慧立后来写信求助于左仆射燕国于志宁。或许是在朝中高官的出面干预下，吕才方才不再大肆宣扬。
　　这场学术官司打到皇帝跟前。唐高宗敕令，让群臣学士等人去慈恩寺，由玄奘与吕才当面定对。结果，据佛教徒的记载说，是吕才“词屈谢而退焉”。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是不了了之，因为吕才的原作已经遗佚，现在看不到了。
　　尽管事件平息了，但吕才的出现，背后的动机并不单纯。
　　当时，玄奘的地位相当于先朝国师，太宗在世的最后日子里，几乎都是他陪侍在侧，朝臣中也有很多高官是他的弟子。而吕才作为尚药奉御，只是替皇帝皇后亲尝药物的五品下小官，如果没有来自宫廷更高层面的授意，他会冒冒失失地向玄奘“开炮”吗？
　　总之，吕才事件后，玄奘的行动已经不那么自由了。高宗不仅派出六臣“监视”玄奘译经，移驾东都洛阳也要玄奘随行。这些表面看是对高僧的优待，实际上却形同监禁。
　　在洛阳，玄奘同高宗的关系，几乎重复了当年他与太宗的关系——互相提防，互不信任。
　　玄奘再度奏请入少林修禅并译经，高宗很不高兴，除了拒绝，还让玄奘以后不要再说类似的话。玄奘这才知道，自己又一次冒犯了禁忌，赶紧上表谢恩，表示“不敢更请”。
　　高宗为什么这么提防玄奘？这主要与当时的权力斗争有关。
　　继位几年后，高宗欲从父亲指定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中夺回大权，发动了打击辅政旧臣的政治运动。玄奘从太宗朝就与这些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而也被归入打击的派别。
　　玄奘其实并不糊涂。他应该预估到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凶险，在各种上表中极力讨好高宗和武后，包括称颂帝国出现祥瑞之兆，并说服高宗、武后将皇子李显剃度。他这么做，仍是为了佛教的传播，以及译经事业能够得到朝廷的资助。
　　然而，结果似乎不理想。
随着辅政旧臣中硕果仅存的于志宁——那位在吕才事件中帮助玄奘的朝臣，也失势远谪，玄奘在朝中可以说已经孤立无援了。不久之后，他上表请求到玉华寺译经，以自贬求自保，希望远离京师避祸。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已经预感到译经事业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因此勉励弟子们加紧翻译，勿辞劳苦。
　　这是他毕生的心血所系。
　　想当年，他只身赴印度取经，充满了拼命的精神。史学家黎东方评价说，本来，天下的大事业何一非由拼命得来？这条命如果不拿去拼，拼取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勉强留下来也无甚价值可言。因为活到一百岁还是要死的啊！
　　回国后，他为争取最高统治者对佛教和译经事业的资助，不惜多方妥协，甚至“讨好”皇帝。对于他这种原则性极强的人来说，如此心理斗争，也是相当拼命的。
　　为了追求一个目的，他就苦干到底，必要时还要拿性命来孤注一掷。这就是玄奘。
　　玄奘去世后，御医才从长安出发赶往玉华寺。唐高宗不太待见玄奘，由此可见一斑。
　　通行的说法是，高宗听到玄奘圆寂的消息后，罢朝三日。实际上，他只是当日罢朝，次日依旧临朝。
　　更奇怪的是，玄奘下葬时，高宗仅表示朝廷负责丧葬费用，但并没有任何朝官出席葬礼。他的塔也没有塔铭，没有公卿名士撰写碑文。这跟唐初其他高僧的死后待遇，差距很大。
　　高宗对玄奘无疑心存很大的芥蒂，无法消解。
　　玄奘起初葬于白鹿原，5年后，被起棺重葬于少陵原。在入土为安的文化氛围里，改葬是很忌讳的一件事。历史文献一般解释为，高宗时常从长安城宫中望见白鹿原上的玄奘白塔，产生伤感之情，所以要让改葬。但这一说法疑点重重，最基本的，高宗如果对玄奘感情这么深，就不至于改葬的时候仍然没有给予任何殊礼，依然没有塔铭及其他尊荣，也没有朝臣参与。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宗是要看看玄奘的遗身是否完好，借此验证他的修为。信奉道教的高宗，知道道士修真有尸解之功。
　　结果，发棺重葬，发现玄奘肉身不坏，完好如初。而对于改葬这件事，据玄奘的追随者慧立记载，则是“门徒哀感，行侣悲恸”，信徒们显然是不愿意的。
　　最爱君开头说了，《西游记》是一部极其伟大的小说。但有一点必须提出异议，在《西游记》里，唐僧被写成为了大唐皇帝的江山永固而赴西天取经。这不仅是对玄奘的信仰和终极关怀的诋毁，更是无视玄奘归国后政治境遇的瞎编。
　　可惜，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西游记》里唐僧的无能和鸡贼，而不知道历史上玄奘的勇猛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