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华商报》为例，浅析抗战时期中共报刊的新闻宣传策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游击战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方针，开拓敌后抗日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不断发展、成熟。这一时期党的新闻事业不仅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统区、境外，甚至是沦陷区也有很好的发展。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创刊，这是一份晚刊日报，每天下午5点出版，是一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该报是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倡议主持下，由邹韬奋、茅盾、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等七人一起谋划创办的。著名的爱国商人、华比银行的经理邓文田担任报纸的总经理，记者范长江任副总经理，并负责报纸的运营工作。本文就以香港《华商报》为例，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刊新闻宣传策略。

　　一、香港《华商报》的创刊背景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急需创建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新闻宣传阵地，造成这种紧迫局面的因素主要有：首先，国民党政府对我党的新闻进行全面审查、封锁，很多消息根本不能登报，甚至连进步书店都不能幸免，遭到了查封;其次，国民党政府与法西斯国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扬“蒋汪合流”、“反共反苏”舆论，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和沿海等大城市相继被日本攻陷，这些地方的新闻机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反倒成了我党对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

　　1941年2月，廖承志向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道：“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1]党中央研究后决定同意廖承志的这一提议，由廖承志、邹韬奋、范长江、夏衍等人共同创办香港《华商报》。

　　至于为什么命名为“华商报”，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当时申请注册香港《华商报》的“法人”――邓文田，他的身份是个商人;二是取这么个名便于博得工商界的支持。即便是在香港，办报的阻力也非常大，免不了要接受严格的审查，为了让报纸可以公开发刊，可以寄到东南亚华人聚集的地方，便取了这么个名字。“华商报”这个名字，还体现出这是一份华侨商人自己办的报纸，便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更便于增进华人华侨、工商界、无党派人士、普通民众以及广大和平爱好者对报纸的感情，从而扩大报纸的影响力。

　　二、香港《华商报》的宣传内容

　　1、批判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倾向和积极反共政策，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行为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逐渐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抗战倾向。

　　这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突出表现是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皖南事变”，为了揭露其真实面孔，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香港《华商报》在如此环境下产生，就注定了它的宣传内容与抗战脱离不了关系，在报纸上刊登抗日救亡、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占据了香港《华商报》的大部分版面，是其中心言论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