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我是八路军(2)

　　1942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1943年1月份，我参加了八路军沂河支队②，当时和我同时当兵的都是东西两庄的人，有十几个我都认识，现在记得有：秦永和、张丰典、齐有清、侯建彬、王迎旭、胡正瑞，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庄的，其中胡正瑞参军时才12岁，前几年还在河北省一个军分区任职。侯建彬以前在小煤矿扒煤，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杨成全前几年在郑州，他们当年都是和我一个连的。

　　沂河支队，开始就是一二十个人，对外称是一个连，我们参加对外称是一个营，其实也就大几十个人的样子，开始营长叫母光仁，是个红军，江西人。教导员叫刘锡仁，当地人，1935年曾参加过苍山暴动，暴动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年龄比我大十几岁，以后当过我们的团长。我在五连二班，连长叫杜昌仪，班长叫李信德，是我当兵后的第一个班长。

　　沂河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铁的纪律，穿戴和老百姓都一样，也是一身破棉袄，就是说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日军也分不清我们是不是八路军。

　　参军时，我们的装备很差，五花八门什么武器都有，套筒子、水鸭子、中正式、三八式、捷克式，打兔子用的土枪，大刀、红缨枪，当年凡是能打日军的都用上了，有一支汉阳造枪都是很不错的武器了。很多枪都是残缺的，经常是打着打着就出故障了，记得我们连长才使一支三八大盖枪，那还是一个老百姓缴获的交给我们八路军了。除了武器差，枪支经常出现故障外，我们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弹药不足，全队除了机枪有百十发子弹外，其余战士是老兵三五发，新兵也就二三发子弹。我去时给发了一支单打枪，这种枪是打一发装一发，战斗中每打一枪还要把子弹壳在地下拣起来装口袋里，等战斗结束后，再把壳装上火药做子弹，弹壳不要不行啊!经常是为了节省弹药，同时有效地杀伤敌人，我们都是在敌人冲到面前的时候才进行开枪反击。夜晚打据点，每人给两个手榴弹，打出去一炸二瓣三瓣的，也没什么杀伤力，就这样，不到关键时刻都舍不得打，因为打完没有补充，只有缴获敌人才再发给你。我们背在身上的子弹袋子都是空的，又怕被敌人发现我们没有子弹怎么办?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用老百姓的陶薯杆充当子弹，装满袋子背在身上，也给自己壮壮威风，吓吓敌人。

　　当时由于部队装备差，与日军战斗力相差悬殊太大无法与其正面对抗，他们一个班一人一个大盖枪，每人百十发子弹，一个班一挺机枪，一连两个小炮。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战斗中常相互掩护，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动作灵敏的老红军，只要稍有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我们只有经常和日军打游击，要不断的面对日军的扫荡。说实话，如果人数相等的情况下，我们游击队正面是打不过日军的，只能以突袭和骚扰为主。日军来扫荡了我们就转移，等日军走了我们就在路上伏击他个一下，打一会儿就跑，不作正面交锋，让他知道八路军的存在，那时不是不敢打，而是没有子弹可打。行军途中，吃的、喝的都由老百姓提供，常吃窝窝头，高梁面或豆渣，有时候是粉条渣。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作战情报，还为战士们提供隐蔽的场所，掩护部队。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转移过三个地方。我们十个二十个或者百十人到一个村，打地铺睡觉，半夜或不到半夜就起来转移，跟着到几里外的另一个庄住下。汉奸可恶的很，他看见我们的动向就到日军处报告，能领到赏钱，其实，我们早转移到其他村里去了。到有庄稼的时候，我们就不住村里了，都住在麦稞地里。到天亮去哪去了，谁也不好讲，都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我们就是靠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援和战斗中的智慧，顽强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真是千真万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