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斗争四年的回顾

　　我原是中共地下党北江特委领导下的一个武装工作干部。1941年春，我意外地受命回到了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下的广州沦陷区，在夜气如磐中又度过了四年的斗争岁月。

　　广州是我世居之地。沦陷前我离家在中共佛山支部工作。三年后再回广州，已是河山非旧，举目颓垣断壁，一片荒凉!我家附近的繁盛街市，已变成一个一个的大瓦砾场，如果不是在长堤猪栏当卖货手的堂兄带路，我恐怕会不识路回家。原来广州沦陷前夕，日军尚未入城，守军早已闻风先逃，广州顿成“真空”，土匪乘机大肆抢劫，日本兵进城后更是奸淫焚掠，无所不为。全市各个交通要道、珠江两岸码头、海珠桥、河南的马涌桥等地，都有日军把守，中国人经过，必须向日军鞠躬，稍一怠慢，就遭摔打在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妇女经过要脱衣检查，受尽凌辱。1943年广东大旱，日军搜劫粮食，造成广东大饥荒，广州更是米珠薪桂，市民只能吃稀粥或以菜当饭，有些连粥、菜都吃不起的，就无可奈何地迷信“辟谷符”，说烧符吞服可以充饥，结果，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而已。因此，除遍地饿殍外，常见一些濒于死亡的饥民，匍匐街头，哀号求乞，但不论商店或住户，都不让他们爬近自己的门口，因为日伪规定，谁家门口有死尸，谁家就得负责收殓。海珠桥脚有几个桥洞，不少自知行将饿死的人，拼命爬了进去呻吟待毙。人们把这地方叫做“升仙亭”。其次，弃婴很多，有的挂在树上，爬满苍蝇蚂蚁，奄奄一息，令人目不忍睹。沦陷前110万市民的南国名城，这时已无异于人间地狱。

　　广州沦陷前夕，为了保存力量，中共党组织和进步群众都撤离广州。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加紧诱降，鼓吹汪蒋合流，联合反共，对占领区则采取“怀柔政策”，宣传建设所谓“王道乐土”，在大城市中，公开奸淫抢掠的暴行有所收敛。逃离广州的市民，陆续有些回来。后来市面逐渐出现“繁荣”，尽管不少贫苦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而茶楼、酒馆则颇兴隆，赌场、妓寨就更加旺盛。就在市民陆续回市之后，中共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都先后派党员回广州进行工作。北江特委沦陷区工作委员会则早在1941年前就建立起来，由王磊任书记。1942年初，北江特委领导人之一的邓础伯来广州召开沦陷区工委扩大会议，传达特委指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在沦陷区要“荫蔽精干”的方针，决定撤销沦陷区工委，改为特派员制，仍由王磊任特派员。我则打算前往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武装中队工作，但因情况变化，又未成行，以后就一直留在广州沦陷区工作。

　　留在广州沦陷区工作，开始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人事沧桑，过去的青年朋友都离开广州，社会关系寥寥无几;其次找不到职业，生活极成问题，又因粥菜当饭，得了水肿病难于活动。1942年下半年病好后，借了些钱在我家附近开设一间小文具店作为掩护，逐步开展工作。1943年初接到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国民党统治区暂时停止党组织活动，但在我游击区及日伪占领区则照常活动，故我的工作不受影响。以后王磊调职，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来广州检查工作，决定由我接替王的工作。

　　当时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占领区党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我从王磊接过来的党员只有几位同志，一是陈玲(现名陈新)，正在广东大学(地址原中山大学)念书;一是林照明(现名林绍仪)，正在洪门小学当校务主任;一是庄碧君，在省立第二中学念书。除林外，都是女同志。鉴于党的力量薄弱，日伪统治下斗争环境恶劣，遵照党中央上述指示的精神，决定如下工作方针：站稳脚跟，建立大中小学的据点，广交朋友，稳步发展组织，把大中小学联成一个活动圈，进一步由学校扩展到社会上去，以便长期积蓄力量，在敌后作深沉、韧性的战斗。我在抗战前一向教书，为了长期打算及加强洪门小学的工作，我也到了这间小学任教。

　　洪门小学是洪门会所办的子弟学校，校长陈淑珍是陈玲的姐姐，广东大学学生，只是一个挂名校长，林照明实际成了代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