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无人区（二）

　　(一)　两　条　屈　辱　线

　　1933年元旦之夜，山海关车站附近一声爆炸，几记枪鸣。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驻在山海关的日本军队，又使出发动侵略战争的贯用伎俩，自制事端，自我报警，自动出击，一举攻陷了要塞山海关，扼住了辽西走廊的咽喉。紧接着就发起了热河事变，2月21日开始，日军纠集一部分伪军，共10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省进攻。当时驻守热河的汤玉麟、孙殿英等军阀，都是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土壤里生出的烂果子，吞噬自己同胞如狼似虎，在异族入侵者面前怯懦如兔，望风而逃。三路敌军如入无人之境，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于3月5日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10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紧接着日军进逼长城，闯入冀东，威胁平津。

　　一心内战的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舆论和顾全“面子”，让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何应钦指挥长城抗战，并以亲日派分子黄郛主持华北政务。何、黄二人达成默契，一个作招架抵抗，一个斡旋求和。长城抗战打响后，主帅抗战不力，临阵携贰。30万大军在长城线上一字儿排开，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协同配合，没有主动出击，只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全国人民潮涌般地支援，前方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而何、黄亲日派却向侵略者暗送秋波，频频接触，乞求停火。日军很快突破长城防线，席卷冀东，直捣平津。1933年5月31日，一纸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宣告长城抗战彻底失败。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定，在祖国大地上划出了两条屈辱线。

　　一条是尽人皆知的《塘沽协定》中明文规定了的所谓“军事分界线”，西起延庆，经由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至芦台。从“军事分界线”至长城线内的冀东地区，成为所谓的“军事缓冲区”，中国、日本军队都撤出“军事缓冲区”。这条“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所谓的“军事缓冲地带”的冀东，实际上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道屏障，又是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的“滩头阵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华北以至全中国侵略战争的扩大，这条“军事分界线”无声无息地消失，只在万里长城这历史长卷上留下了一笔屈辱债。

　　再一条屈辱线是鲜为人知的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这条线的划定，没有经过中日协商谈判，也没有写进任何协定条款，而是由日本单方面划定的。

　　《塘沽协定》中含糊其词地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一线”，日本侵略者却毫不含糊地沿着长城，从山海关到独石口一线，为伪满洲国划定“西南国境线”，把新占领的热河省正式划入伪满洲国版图，而且“顺手牵羊”，将长城外侧原来归属华北的兴隆、青龙两县及密云、怀柔、延庆、赤城各县的部分地区，一古脑地划入伪满洲国。行省已任人宰割，又何惜这县、区之地，国民党政府对入侵者抢占领土的强盗行径未置一词。这条“国境线”也就成为后来制造“无人区”的中心轴线。

　　(二)所谓的既定“国策”

　　万里长城，这华夏古老文化的象征，却被隔海而来的侵略者当作什么“国境线”，在当时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

　　这要从日本所谓的既定“国策”即“大陆政策”说起。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其“大陆政策”的基调;而首先征服满蒙，是其“大陆政策”的先决条件。据《日本近代史资料》记载，日本军本部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从战略上来观察，它(指满洲)本身就形成一个战略关键据点，在这里形成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战略枢纽之地”。所以，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四省之后，就视为吞到肚里的一块肥肉，是至死也不肯吐出来的。在其侵占东北的14年过程中，始终将满洲与日本本土视为“一个整体”，完全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