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通商条约的历史背景和签订经过(2)

2018-03-02 16:3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1898年8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清德宗（光绪帝）针对中韩关系表示：“所有派使、递国书、议约，韩使来京、递国书、觐见，均准行。”最初是大韩帝国打算派沈相薰赴华，甚至韩国的英籍税务司柏卓安（J. M. Brown）甚至已经起草了韩国的国书。但是8月7日光绪帝又决定由中国派使赴韩。清政府拟派翰林院编修张亨嘉充任使臣赴韩缔约，张亨嘉认为这件事很羞耻，便借口母亲老迈而力辞不就。清廷又于8月13日转派曾有外交经验的安徽按察使徐寿朋出任驻扎韩国钦差大臣。当时中国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在遣使一事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时总理衙门仍把韩国当做属国，拟给韩国的国书开头为“朝鲜国主”，光绪皇帝看见以后，斥责总署官员思想僵化，并亲笔将“朝鲜国主”改为“韩国皇帝”。他指出：“朝鲜既有自主之权，即为平等之国。”并引用中国春秋时期鲁僖公被邾国打败、楚国莫敖屈瑕被罗国打败的历史告诫大臣们韩国不容小看。这个事迹在当时被中国的进步人士广泛传颂，并被梁启超收录进《戊戌政变记》附录之“光绪圣德记”中。

　　1898年11月，徐寿朋带着国书前往天津，准备搭船赴任。但由于船期和天气等原因延误了些许时日，又加上此时韩国国内独立协会运动达到高潮，官民冲突加剧，政局动荡不安，因此决定推迟赴韩日期。徐寿朋于12月初前往上海，待韩国独立协会及万民共同会骚动平息后再动身。1899年1月22日，徐寿朋等人乘坐南洋兵轮赴韩。1899年1月25日，徐寿朋抵达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韩国对其热烈欢迎，韩方史料记载“清国公使徐寿朋今日入来时，南门（崇礼门）外壮设白布，遮日云也。徐氏乘四人轿，垂红阳伞，又此随员马上客，不知其数云耳。”大韩帝国高宗皇帝也于徐寿朋到来前的1月14日任命外部大臣朴齐纯为全权大臣，负责与清朝缔约建交事宜。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身着西式礼服，在庆运宫咸宁殿接见了徐寿朋，并接受了徐寿朋亲递的国书。徐寿朋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写道：“臣当率参赞官恭赍国书前赴韩宫，其宫内府及外部大臣在关门内休憩所迎候。迎入少息，引带登殿。韩皇西装戎服，握手为礼，立受国书。臣展读颂词，韩皇答语慰劳，复行握手。臣一鞠躬退出。计连进殿门近御座，前后共三鞠躬。该国仍用肩舆送回。照西洋通例也。”

　　国书这样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我两国同在亚洲，水陆紧连，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已，凡可相扶助之事，辄竭心力，期以奠安贵国。典籍具存，无烦缕述。光绪初年，贵国与墨欧诸洲立约，仍备文声述，足征贵国久要不忘之美。比年环球各国，均以自主自保为公义，是以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中国认明贵国独立自主。远怀旧好，近察时艰，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兹派二品衔候补三品京堂徐寿朋为出使大臣，亲赍国书，驰诣汉城，代宣朕意。该大臣朴实忠诚，办事明练，尚望大皇帝优加接待，俾与贵国政府酌议通商条约，以垂久远，从此两国共敦和好，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据说接见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徐寿朋盛赞韩国“气数之旺、风俗之美”，高宗感到奇怪，遂加以询问。徐寿朋说：“敝邦卖官未十年，天下大乱，宗社几覆。贵国卖官三十年，黼坐尚无恙，气数不旺、风俗不美，而能致此乎？”高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大笑。徐寿朋出来后对人说：“哀哉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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