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背后的谍影暗战

　　四周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澳门这座“孤岛”自然也不平静，不可能独善其身。澳葡当局为了恪守“中立”的立场，既要应付来自占领邻近地区和香港的日本势力，又要维系与内地国民政府以及中共武装部队的关系，使澳门好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那样的“间谍之都”，各方人马折冲樽俎，明争暗斗。

　　对于这个“中立区”，日方和其他政治势力也会加以利用。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团团长”的姜豪，在上海“沦陷”后通过时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督学的朱泰耀等刺探日伪情报，但于1939年5月事泄被捕，后获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机关保释。其时，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希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而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个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接触，试探其“和平”的诚意。姜豪遂到“陪都”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报告，获得“军统”头目戴笠指派赴港与日本人接触。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随后他熟识的日本特务吉田东佑到港，但恐受到港英当局监视，当天即乘船转到澳门继续会谈。涉及的内容，包括日方提出要求日华和平的障碍蒋介石下野、两国经济合作以日方为主开发中国的资源、和平后聘请日本顾问以及共同反共，等等。吉田东佑为安全起见，还花大钱请澳门警方保护他。这场非正式谈判，在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少将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被称为“姜豪工作”。这桩旧事说明：当年的澳门，无形中提供了两个交战国派员私下接触、相互摸底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的国民党组织力量较大，澳门支部下辖多个分部，人员众多，在抗战开始后组织和支持救亡团体的宣传活动不遗余力，成绩显著。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香港“沦陷”，使得澳门的地位更加突出，日方也加紧了针对抗日力量的残酷打击。身份暴露的国民党组织负责人行动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梁彦明，既参与澳门支部的领导，又担任了多个救亡团体的职务，遭日伪势力的忌恨，于1942年底的一天，在街头被日本特务枪杀。国民党澳门支部另一负责人林卓夫，曾任中山县长，抗战爆发后移居澳门，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演讲，也在1943年2月1日演讲当晚回家途中，遇刺身亡。日本特务的魔爪所到之处，“中立区”照样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距离澳门不远，在中山的五桂山区活跃着一支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那里的抗日根据地较为巩固。澳葡当局出于遏制土匪和日伪势力的需要，有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愿望。抗日义勇大队向上级请示后，决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拓展珠江三角洲的敌后空间。1944年初，澳门天主教堂的安神父到五桂山区的贝头里石门路教堂传教，抗日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与他多次交谈。安神父返回澳门时，欧初派员护送，并修书托安神父转交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则通过在澳门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欧初联系，要求派人面谈合作事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先后派出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赴澳，与澳葡政府警察厅代表、秘书慕拉士达成协议：一、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土匪，共同维护澳门治安;二、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三、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资，如弹药、医药及其他设备;四、双方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根据协议，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在澳门设立秘密办事处，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军需给养;还送少数伤员到澳门救治，得到镜湖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医护。同样根据协议，游击队员还先后捉拿了在澳门打单勒索、搜集军事情报的“老鼠精”(化名)、汉奸特务黄公杰，并移交澳葡政府收押。

　　表面“中立”的澳门，其实并不平静，演绎着与别处不同的抗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