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标志着什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全面抗战开始的时间是八一三之事变，或者说从七七到八一三这段时间，经过全国人民的奋力和抗争，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了。

　　全面抗战是：“全面抗战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发动的抗战。全面抗战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剑及胜及的抗战。全面抗战是在决心牺牲，抗战到底的意义下的抗战。全面抗战是持久的有准备的抗战。”

　　以这个尺度来衡量，七七抗战显然不是全面抗战。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讲“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轻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是南京政府对日的外交方针，目的是集中全力来消灭红军，这样可“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这一方针，使国土沦丧大半。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仍不觉悟。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谈话还说“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吾人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后关头呢？蒋说：“平津的存亡，就是中国最后的关头，因为平津一被占领，则华北全局必至瓦解，我们以后就没有一处可为华北国防锁匙的地区，更无时间以从事国防的建设了。日本如果决心占平津，则中国必全力对日本作战。”平津沦陷是1937年7月29日和30日，蒋介石投入华北的中央军仅4个师，并没有全力以赴。

　　上海战争不一样了。胡愈之在《保卫大上海》一文中讲得非常明确：“在这次全国抗战中，上海显然居领导的地位。虽然在八一三以前，华北已有局部的抗战，可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抗战，却是从八一三开始。敌人用陆海空全部武装进攻的，是上海。我国用最大的人力物力以防卫的也是上海。虽然我们的军队，在华北各处前线也显示了无比的英勇与壮烈的牺牲，但是为全世界目光所集中，而且具有左右整个战局的影响的，却无疑地是我们保卫大上海的战争。”

　　上海战争爆发后，在中共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各种力量都凝聚起来，团结御侮，红军已改称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总、副司令，随后又为第18集团军总、副司令。首战平型关大捷。报纸上还刊登朱德的照片，介绍八路军的作战。1937年10月17日中央社记者以《今日的朱德》为题，详细地介绍朱德的朴实平凡和作战的特点；各省军阀和爱国将领如龙云、阎锡山、李任潮、李德邻、白健生、陈铭枢、刘湘、方振武等都到南京，和中共的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叶剑英等互相握起手来。蔡廷锴、邹鲁等也来到上海；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君子因主张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而被捕入狱八个月，也保释出来，在上海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转变。抗日已压倒一切，一切都进入战时状态。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也以新四军的名义进入对日战场，游击队遍布各战区，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决定迁都重庆；15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是日起离南京转武汉赴重庆；17日，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