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抗日根据地：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交界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也称陕甘宁边区。它的基础是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南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到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陕甘红军会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极大地巩固了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名改制。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国民政府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肤施、甘泉、富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陕西的神府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均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它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邻山西，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加上陕甘宁边区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使党中央有条件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对抗日战争具有重大影响的洛川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制订了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中央军委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中共中央的许多决策和重大方针政策都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以取得经验，然后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推广。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集全党智慧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战略、策略，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因此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的圣地”。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37年5月起，边区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0月相继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的施政纲领，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2月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