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法学家钱端升逝世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大学，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对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受过他的教益。

　　端升先生1900年2月25日生于上海。13岁就考入江苏省立三中（松江中学），1916年（民国5年）秋入上海南洋中学，17岁考入清华大学，19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22年，钱端升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在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先生介绍，到英国、法国、德国等地访问考察。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钱端升先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1924年归国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论述，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租界；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1930年，钱端升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并兼任课北京大学。1934年，继任天津《益世报》主笔主笔，数月间发表议论170篇，针砭时弊，终也被迫去职，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柳亚子《怀人》诗，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筹建西南联大法学院，于辛勤教学外，撰写有关国际时事的论文和学术研究的专著，积极参加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1937—1949年，钱端升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钱端升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回国后于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新中国实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政策，钱端升参与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筹建并被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首任院长。同时，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致力于新中国法制建设。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和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钱端升等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但面对钱端升等知识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钱端升的这种独立人格，更多来自于其洁身自好，他压根就不愿意做蒋介石的官。谢泳先生在《寂寞钱端升》一文中就指出：“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怎么个多法呢？钱端升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端升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陈布雷大感其窘，大概陈布雷曾受人之托，欲令为我设法者也。”就凭钱端升的聪明，不会不理解见蒋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说，他也不会不理解陈布雷对于其当官的利用价值，可是钱端升却依然想回学校教书，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