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光：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概况(4)

　　为了加强对抗大华中各分校培训工作的指导，1942年8月1日，在苏北阜东(今滨海)县东坎召开了华中抗大总分校与各分校的工作会议。陈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会议中发生争论的问题作了总结。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总分校和各分校的教育内容，包括教育方针、制度、计划和教材，总结过去工作，并交流各分校和教学经验。讨论过程中，关于教育内容，有的同志发言偏重于强调讲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等，认为前一段只讲一些属于政治常识的课程，过多地强调联系实际，不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多数同志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教育内容的确定必须考虑敌后的战争环境和学员的实际情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少而精的要求;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原来抗大华中各分校并不是不讲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而是主张马列主义要中国化，能为学员所理解并运用;学校整个政治教育都贯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经过热烈讨论，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陈毅也肯定上述多数同志的意见，说我们教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陈毅在会议的总结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顿三风和关于学校教育的决定的精神，着重阐述如何正确理解抗大的教学方针，批评了教学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说，“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做什么学什么)，教育与作战联系，这是我们军队教育上、学习上应该采取的三大原则。”“华中各抗大应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践，作为教育与学习的总方针”。“教员的任务不仅限于讲解书本，而在于帮助学生如何去运用书本知识，以总结其本身的工作经验。学生的任务，不仅限于照读讲义和课目，而在于能领会课目讲义所包含的精神和实埂，并能进一步启发他对实践经验的了解并提高他今后指挥作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而进学校，为了养成一批军队工作干部才办抗大。”陈毅同志的讲话从根本上提高了全体与会者对于教育方针的认识。这次教育会议，在华中抗大各分校的历程中是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

　　总分校还通过文件、电报，交流各分校的情况和经验，提供教材，对各分校的教育思想、业务工作进行指导。这一年里，在整个华中的各个地区，抗大分校发展到五所，从各分校、随营学校到教导队，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个教育网。

　　三

　　1942年12月，日军又在苏北地区集结兵力，准备以盐阜区为重点，对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队进行“拉网”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机动指挥作战，于年底向淮南地区转移，在1943年年初抵达盱眙县黄花塘。抗大华中总分校随同军部一道转移，到达牛沛湾。这时，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单位、加强基层的指示，将总分校干部、教员和学员全部分配到部队和各分校。副校长韩振纪调三师，政治部主任余立金调任二师政治部副主任，训练部长薛暮桥奉调率领抗大总分校、华中局党校和华东大学的50～60名教员、干部前往延安。华中总分校就此结束。薛暮桥调至山东工作。

　　四

　　抗大五分校隶属新四军三师建制时，原五分校为它配备了干|部;学员留下四个男生排，两个女生排，组成地干队，一同划归三师五分校。其中有一个班是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青年。三师抗大五分校，开始由三师师长黄克诚兼任校长(几个月后改由钟伟任校长)，吴盛坤任政治委员，张兴发任副校长，庄林任教育长，后由王信虎接任，于辉任政治处主任。1942年只招收训练了一期学员，有1000余人，十一个队，一至四队为军事队，五至十队为政治队。十一队是外籍人员队，主要是朝鲜人。教育长王信虎就是朝鲜劳动党派来领导十一队学员的。1942年底，为了对付敌军“拉网”式“扫荡”，实行精兵简政，三师师部决定暂时停办五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