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 弼：我曾参与教化日军战俘

　　1945年3月，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三年级求学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向会员介绍进步书籍，不定期召开座谈会，组织专题辩论会。由此，我有机会读到了《延安访问记》、《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逐渐提高了觉悟。在一位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学引导下参加了革命，并由他介绍到山东滕县的一个联络点——“鸿源客栈”。

　　“鸿源客栈”的老板和我们地下党、大后方的国民党、日军、汪精卫的伪军四个方面都保持着联系。他将日伪军的动向、部署等军事情况，向我党和国民党提供情报，也为前往重庆或奔赴延安的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牵线搭桥。在这个“鸿源客栈”里，等了约摸一个星期，联络员将我引到了解放区，当天傍晚到了武工队驻地。

　　当时被称为“武工队”的，就是驰骋在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这个铁道游击队队员有30多人，个个精干。他们穿着紧身的黑衣裤，腰间都插两把驳壳枪，个个能双手打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有一身硬功夫。解放后铁道游击队打击日寇的传奇故事被拍成电影，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歌词：“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扒飞车、搞机枪，闯火车、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形象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当年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经历。我就在这支铁道游击队里和他们朝夕相处半个月。在这15天里，他们一次是从敌人的列车上卸下我军急需的药品;另一次是从敌人的列车上弄下许多箱枪械弹药。为了阻止日本鬼子夜巡的铁甲车在铁路沿线上往返巡逻，他们还扒了一段铁路，为我们一支部队越过铁道线创造条件。记得有一次我们住进一个村，睡到半夜，放哨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有情况，快转移!”大家马上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操起家伙越墙而走，迅速隐没在夜幕之中。不久，武工队的联络员从鲁南军分区回来向队长报告：“军分区让从敌占区来的大学生赶快去报到。”武工队立即派一名队员送我去鲁南军分区敌工科。临走时，我恋恋不舍地跟武工队员们挥手告别。

　　到鲁南军分区敌工科报到后，领导上分配我的工作是劝降日军和教育日伪军战俘。对那些武装到牙齿而且在中国烧杀抢掠横行多年的侵略军劝降，究竟有多大的成功率?领导知道我对劝降日军的工作缺乏信心，做了我的工作，并要我认真地做好这项重要的工作。记得当时我们所做的工作之一是给日军送“慰问袋”。袋里除装有糖果外还有一份劝降书，上面写有德、日、意轴心国在东西战场上节节溃败的不利形势和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另一项工作就是向被俘的日伪军讲形势课。被俘伪军大多是被迫抓来当兵的，愿意回家的，发路费让他们回家;愿意掉转枪口打鬼子的，就参加八路军。对日军战俘的教育感化要非常细致耐心。被俘的日军中一部分是新征入伍的，他们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到中国来打仗。有一次，一个年轻日俘掏出一张女孩照片给我看，他说：“这个姑娘是我的恋人，她在日本的日比谷读大学，我很想念她，还不知今生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她?”我对他说：“日本侵华战争打了8年，中国的全民抗战节节胜利，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战眼看就要结束了，你和那位姑娘重逢的日子不会太遥远了。”一次宣传部长陈辛人同志要找三个被俘的日本军官谈话，通知我当现场翻译。陈部长在日本留过学，是懂日文的。我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三个日本军官端坐在那里，每人面前放着一杯茶。陈部长笑着对我说：“今天上午和三位日本朋友聊聊天，你也来参加。”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讲欧洲战场苏联大举反攻，英、美在南线开辟了第二战场;讲太平洋战争，日舰损失惨重，节节败退，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把战线拉得太长，腹背受敌、捉襟见肘……最后，他希望那三个日本军官加入日本共产党领袖岗野进领导的“解放联盟”，将来回国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向日本人民做一些正面宣传。三个日本军官一面听，一面掏出小本子记，像是很认真的样子。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对陈部长讲述的内容，我的翻译大体上还算说的过去。走出陈部长的办公室，我真有点如释重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