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位老”郑位三

　　郑位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新四军二师、五师及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家乡湖北黄安人民当中，至今还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歌谣。当郑位三刚过30岁，就被鄂豫皖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尊称为“位老”。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养病，郑位三没有具体工作，因而鲜为人知。

　　郑位三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黄安。1918年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郑位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步行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郑位三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0年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郑位三被调到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10月，郑位三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根据地军民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斗争形势极为严重。在此危难之时，郑位三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时期。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郑位三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郑位三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领导部队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郑位三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粮食奇缺，野菜、树叶找不到，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郑位三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郑位三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在罗山县卡房，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郑位三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了这一情况。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在此危难时刻，郑位三召开联席会议，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成鄂豫陕特委，将留下的红军和游击武装编成红七十四师，由他任特委书记，陈先瑞任师长。郑位三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队伍由原来的600余人，发展到2100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曾说过：“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