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英：小剧团挑大梁

　　1942年我才20多岁，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那年春节过后，在淮南中学读书的几位儿时朋友，趁着寒假要组建一个剧团，约我参加，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剧团宣告成立后，出任团长的是刘广新，副团长是雷长春(他们后来都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主要骨干演员黄焰祥(以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陆方(曾任北京部队某师政治部主任)和他妻子杨琴，还有苗沛、齐阳生、侯玉南、杨万福等进步青年，他们都是吹拉弹唱的好手。剧团一开始大约有20多人，除了七八个学生外，还有小学教师、青年农民和街道上的青年。大家虽然出身不同，文化差异很大，但志趣相投，都奋发向上追求真理，都想报国杀敌。大家唱着革命歌曲，跳着大秧歌，打着腰鼓，吹着唢呐，朝气蓬勃，剧团一建立就成了一个纪律严明、团结奋进的战斗集体。那时，中共盱眙县委办公地点就在离穆店五里的马湖村，县里的“青抗”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就把我们的小剧团定名为“穆店前线剧团”。这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白天外出写宣传标语，帮助军抗烈属做农活;晚上就排戏、演戏、搞宣传。虽然每家经济都很寒薄，但勒紧裤带，吃糠咽菜，从不叫苦。只要锣鼓一响，哨子一吹，每个团员立即放下家里事，丢掉手中活，迅速赶到剧团集中。当时，我摆个小布摊做点小生意，但逢集人多要搞宣传，生意就做不成了，只好把生意掼给多病的父母亲。有时逢集演戏，一场连一场，等集市人散了，生意也赔本了。但即使被父母责骂，我也不改初衷，依然快乐地去演出。

　　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驻扎在黄花塘，我们有了强大的后盾，心里就有安全感，浑身似有使不完的劲。当时，抗日战局紧张，周围没有专业剧团，所以我们穆店前线剧团任务很重，不仅负责及时宣传党的中心工作，辅导周围各乡小宣传队文艺节目的编排，还要到军部给将士们慰问演出。因此，既要吃透上级的指示精神，又要将抽象的条文变成通俗的文艺节目。编剧，作词，排练，每天都熬夜到三更。没有夜餐，没有补贴，饿着肚子我们依然无怨无悔。

　　有一次去黄花塘军部演出，用毛竹稻草搭建的大礼堂坐满了战士，大约有千把人。演出开始前，首长们来了，坐在台的南边，认真地看，带头鼓掌，演出后还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当晚吃的是萝卜烧肉、白菜豆腐、大米饭，至今那可口的香味、腾腾的热气还历历在目，永远难忘。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夹雪，天很冷，我们剧团就睡在稻草地铺上。首长张云逸来了，问我们冷不冷，还命令战士架起一堆柴给我们烤火取暖。首长说：“刚才陈毅司令员看了你们的演出，很高兴，他要我感谢你们，还吩咐我，希望你们多编好节目支持抗日。”那晚，我们很激动，也更感温暖和鼓舞。

　　1943年秋，我们到旧铺演出街头活报剧《红鼻子》，我扮演红鼻子，拿着棍子跟在一个女人后面又骂又打，吴瑞庭化妆成那个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前面跑，其他几个演员扮成不同角色过来询问，规劝，拉架，惹得上街赶集的大嫂大娘们也跟着流泪，大爷小伙们也过来指责。待吴瑞庭扯下扎头的毛巾，人们才知道这是演戏。《红鼻子》这出活报剧，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演出获得成功，使我们受到了激励。

　　1944年麦收季节，为了配合抢收抢打支援前线的工作，我和其他9位同志将《十老汉抢收麦》改编成《十老汉教子》，我们用扭秧歌的方式吸引观众，待人聚多了，我们分别从人群中拽出未化妆的青年演员，现场发挥，即兴表演，宣传抗战，演唱当时流行的《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黄水谣》、《黄河边对唱》等歌曲。互动式的演出收效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