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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事大主义对华政策的确立、运用及终结

2017-12-20 11:21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郭太白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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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王朝历史上长期对中国称臣纳贡,这是因为从李成桂开始,朝鲜王朝对中国就一直奉行一种被称为“事大主义”的对华政策。事大主义是朝鲜王朝的建国基础,从1392年到1895年,这种这种政策在中朝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事大主义的确立、运用及终结。
  确立
  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上千年历史,而新罗、高丽和李氏朝鲜三朝皆对中国唐、辽、金、元、明、清诸朝奉行“事大主义”。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新罗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因此,真正坚持奉行“事大主义”的只有1392年到1894年的朝鲜王朝。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亦是中国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但高丽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果断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并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朝鲜”国号。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朝鲜太祖李成桂也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
  运用
  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谢恩使、进贺使、冬至使、圣节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国朝廷册封才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在中国敕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
  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一切事物模仿明朝,并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创制谚文(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参见词条小中华思想)。
  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修建大报坛作为纪念,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变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三田渡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完全继承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逐渐统一全国以后,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弥漫着整个清代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是事大主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减少,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即学习清朝)思潮,到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终结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胡乱后,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 ,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
  “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啻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效忠清朝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国。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后赵氏的名义抵达朝鲜时,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强迫前去。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兴宣大院君)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事大党与开化党等反对事大主义的派系对立,而清政府为确保最后一个属国,也在此时加紧对朝鲜的干涉,派袁世凯常驻朝鲜,并对事大党加以扶持,维系事大主义在朝鲜最后的命脉。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1896年,朝鲜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反对事大主义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国而已;朝鲜高宗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所“事”的对象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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