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可泣的根据地银行（二）(2)

　　抗日根据地银行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制度建设。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42年开始先后制定了农业贷款章程，定期、活期存款章程，信用、抵押放款章程和货币交换所章程共10多种。会计出纳制度也进一步健全。江淮银行成立初期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其会计制度是在借鉴旧银行的会计制度基础上，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以支持抗战和生产为目的的信贷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银行建立初期，首要任务是发行货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其次是根据需要和可能，陆续办理信贷业务。一般是先办理机关性往来存款和农业贷款，后办理其他贷款和存款。如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1940年主要是发行边币，肃清伪券杂钞，停止法币流通，确立边币市场，代理金库，垫付财政款;1941年，开始办理水利贷款和农工商业贷款以及合作、救灾贷款，发挥银行调剂金融，支持生产的作用。

　　地处后方、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37年到1940年， 其主要业务是吸收机关的部分存款，经营光华商店，积累和壮大资金力量,后来建公营工厂后，陕甘宁边区银行直接投资各公营工厂，并随时给予资金周转。

　　“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遭受经济封锁，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银行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边区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放款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放款主要是对财政、机关单位放款，生产建设放款和商业物资放款三大类。1941-1943年，财政性放款占第一位，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解决经费问题;生产建设放款占第二位，主要是配合大生产运动，奠定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基础。1943年以后，生产建设放款居第一位，说明边区财政好转，经济已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在扩大贷款的同时，陕甘宁边区银行还积极吸收存款，开办了储蓄存款。

　　马林告诉记者，据现有资料分析，当时陕甘宁边区银行信贷业务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存款占放款比例小，1941年末的比例4%，1942年末的比例是10% (如按平均余额计算也只有4%)。二是存款依靠放款(放款未用之前的暂存款)，放款依靠发行。三是放款中大部分是对公营企业和财政部门，具有向企业投资和为财政弥补赤字的性质。因此这种放款收回少，和拨款差不多。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条件下，银行资金来源与资金需要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说明银行运用放款和发行这种手段，支持生产，支持抗战，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完全有必要的。

　　以扶持生产为目的的低利政策

　　根据地银行在贷款中以生产贷款为重点，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5年，冀南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8.09%。 北海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62. 5%，晋察冀边区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4.9%。这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活跃市场、稳定物价、 保障军民需要和支持抗日战争，都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地银行生产贷款中农业放款占第一位，是由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因为农业占抗日根据地经济总产值的绝大部分，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当时根据地军民的吃、穿、用和军政费用主要靠农业。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党政军民的首要任务。

　　根据地银行的利率政策一贯采取低利，不以盈利而以扶持生产为目的。晋察冀边区银行规定，农业贷款最低为四厘，工业为五厘，商业为六厘。1942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放款利率为一分二厘，最高为一分五厘。在战时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利政策是政府对得到贷款的贫农一种贴补，用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低利政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经济政策，也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