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这30多万血淋淋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相关机构、部门多次吁请市民呈文报告抗战损失，控诉日军暴行。1945年9月，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布告示谕市民，凡市民受日伪压迫以致危害生命或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者，均可向市府报告，听候查明核转。同年1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的名义发布公告，收受南京市民陈述大屠杀案的函件，公告中称：“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者之主谋，其目击事实基于正义感而作负责之检举者，余尤乐于接受。”1946年7月，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立。到1947年4月22日南京市政府发出布告，限期催报抗战损失，规定该年8月底前市民仍可前往市府申报损失。将近两年之间，南京市民掀起了申诉大屠杀的高潮，据《中央日报》1946年1月6日报道，仅蒋介石巡视南京所接受的市民呈文就达1036件。

　　市民呈文的内容主要涉及人口伤亡、人员失踪、工商业损失、房产财物损失等。其指向基本都有两个方面。其一，对日控诉与索赔。大部分呈文都罗列了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的经过、细目，并连同人口伤亡调查表、财产损失调查表上呈政府。这既利于政府登记、汇编、统计，又可为法庭审判的呈堂证供。其二，恳请政府抚恤与救济。日据八年，烧杀掳掠，大部分南京市民成天在温饱线下讨生活，值此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机构又积极出台抚慰和救济政策，故市民踊跃呈文。

　　这些市民呈文都是受害方的泣血记录，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较高。而且呈文书写的时间是在抗战胜利之初，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犹新，比起20世纪80年代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更接近历史现场，避免了因年代、环境、记忆力等内外因素而造成的记忆失真，更具说服力。大量的呈文构筑成的历史图景不仅是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罪证，更是南京大屠杀时期市民生活史的立体资料，对延伸和深化大屠杀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3册《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的主要编者之一的姜良芹教授统计，在“人口伤亡索赔呈文”共收入有关人口伤亡资料116份，实得市民呈文115份。这115份呈文中涉及的有名有姓或身份明确的南京大屠杀案被害身亡者共计145名。市民呈文中有明确死因陈述的大屠杀案被害者为101名，无明确死因陈述的大屠杀案被害者为44名，约占全部145名被害者的30%。

　　在有明确死因陈述的101名被害者中，因看管、保护房屋财产(包括银行、药店等工商业财产)而被害的人数最多，为36名。日军对这类被害者的加害几乎都伴随着财产的掠夺和房产的焚毁，甚至有个别焚尸现象，意在掩盖罪行。其次，有27名因日军拖夫而被害。其中具呈人陶倪氏一家竟有四口男丁被日军拉差而去，四处苦寻，“始发现在通西门口皆被敌人刀砍枪杀而死，尸体支离 ”。再次，被日军诬为军人而被害的遇难者也有15名，这是日军搜捕青壮年的惯用伎俩，特别是在安全区内。据多数呈文记载，“其时年轻壮丁，被日人诬为中国兵而遇害者，人数甚多”。另有8名遇难者属于无端被日军杀害，4名遇难者因途遇日军避走不及而被害，这些都是日军无理取闹、视杀人如儿戏的罪证。还有5名遇难者属于间接被害类型，如马士英“每日避往南灯朝出暮归往返数十里，某日归时眼见该部队(指日军中岛部队)暴行逃脱无从，遂不得已投水自尽”。最后，因反抗日军强奸或见此呼救而被害者、政府工作人员因留守南京而被害者、因被日军俘虏而被害者各有两例。

　　南京大屠杀罪行调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