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

　　(一) 爱国传统及其弘扬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历史原因。中国宗教界富有爱国传统，每当民族危亡关头，常有一些宗教界人士奋起救国，以各种方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继承和弘扬了这一爱国传统。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指出“教徒不爱国家，民族即不能爱教”，“爱教必先爱国”“， 国家利益高于宗教利益”。基督教爱国人士胡君素在《基督徒与抗战》一文中说“： 基督徒为什么要努力参加救亡工作呢? 因为我们认识这次的抗战，是为了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

　　这里也就道出了宗教界参加抗战的动因。《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宣言》也指出：“处此日寇毒焰方张、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趁此时机，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

　　这表明，宗教界已认识到爱国重于爱教，爱国是宗教信徒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爱国传统及其弘扬，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一。

　　(二) 空前的民族危机及由此给宗教界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直接原因。

　　卢沟桥事变后，日机的狂轰滥炸，日寇的烧杀虏掠，给宗教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寺庙、教堂和宗教基地被毁，不少教徒遇难，许多教徒生活颠沛流离。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 年底，有700 万回教教胞被杀害，3000余所清真寺被炸毁与焚烧。又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 年底，天主教徒死亡达39 人，其中有主教1 人，传教士27 人，神父4 人，女尼7 人。严酷的现实，使宗教界人士深感“中国人如果不关痛痒地活下去，我们只有任人宰割”。现实的刺激，是促使宗教界人士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二。

　　(三) 宗教界自身组织化倾向的日益增强，是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组织基础。本世纪20 年代以来，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组织化倾向日渐明显，各教都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1929 年4 月，佛教界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它是一个佛教各宗派的全国性联合组织，不分宗派、出家在家均可参加。它从成立后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全国各地佛教进行事宜。基督教界自20 年代本色教会运动以来，同宗派教会实现了大联合，除长老会早已与公理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外，1923 年后，信义会、圣公会及卫斯理宗各会相继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日趋联合和统一。天主教界于1935年9 月也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组织化作了尝试。因此，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宗教界有了明显的组织化倾向，这就克服了此前宗教界一盘散沙的状况，有利于宗教界群体力量的形成。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的活动都是在一些全国性组织或地方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全国联合会、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等组织的建立，宗教界的组织化趋向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宗教界正是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来支持和参加抗战的，这也是宗教界在抗战中发挥作用的基础。组织化趋向的日渐增强，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三。

　　(四) 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又一因素。众所周知，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宗教信徒。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主教和传教士所在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因而不少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1937 年12 月20 日，罗马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在广播电台发表“耶诞节献辞”的演说。他劝告国人“应该牺牲我们自己，献身社会，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福利”，并号召“由东西各国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国的教友，协同中华国家共同合作，以期达到中华民国国家和民族幸福之目的。”在演说中，蔡宁还提出了节食、捐献衣服、献金、减少生活必需品、打开家门收纳难民等八项工作，要求教徒实行。